蔡可是上海新城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城”)一名種菜工人，新城公司在上海浦東租了1000公頃耕地，建了3個農場，像蔡可這樣被招募來的農場工人大約有1100多名。

　　新城是一家超市供應商，從1997年開始為上海農工商超市供應生鮮農產品。1990年末，它發現從批發市場采購農產品很難滿足超市的質量要求，于是就自己租地生產。

　　新城公司的生意顯然非常好。他們的銷售對象已經擴大到上海華聯、麥德龍、樂購等多家超市，500多個銷售網點。

　　除了農場外，新城還采用簽訂合同的方式，向上海郊區的菜農購買蔬菜，公司為這些協作農民提供技術指導。現在公司的協作農戶有4200戶，他們生產的蔬菜占到了新城公司蔬菜經營的50%。

　　上海農委提供的數字顯示，有36.9%的上海市民買菜首選超市，超市也不斷把農民納入供應鏈。“通過我們帶動起來的有10萬戶組織化的農民。”上海農工商超市總經濟師周勇說。

　　單是這些事還不能說明什么。5月24日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在上海發起的一個國際性研討會議，則讓人們隱約看到，中國連鎖超市崛起，將可能使農村發生深刻變化。

　　新奇的研討會

　　密西根州立大學以研究農業問題見長，共同舉辦此次研討會的，還有中國農業科學院和上海農委、經委。研討會的主題是“超市與農產品產銷”。雖然題目很不起眼，但是會上一些激動人心的觀點引起了熱烈的討論。

　　該觀點的基本邏輯是，超市連鎖的發展，將取代農貿市場廣泛進入人們的生活。而超市間競爭的結果，將使它們直接面對農戶。單個農戶在超市巨頭面前，要么是小塊農地集中為大塊農地，要么是小戶農民的聯合。

　　最后推導出的結論為：超市的發展，將促使農村進行制度創新。會上發言的中國專家——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胡定寰博士更是指出：超市對農產品供應鏈的影響，將是中國農民走向市場的火車頭。

　　但該問題的邏輯前提是超市的發展。全球超市的快速發展已經成為現實，在歐美發達國家，60%-80%的農產品進入了超市。在阿根廷，有大約40%的消費品由超市售出，部分商品比例已達到50%-70%。

　　國際著名超市問題研究專家Thomas.Readon博士說，1980年代末期，南美洲超市食品零售額占食品零售總額的10%到20%，但2002年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了50%-60%。南美洲僅用了10年時間就完成了歐美50年的歷程。

　　“南美洲是發展中國家最先引入超市的地區，研究發現該地區的發展模式、特征以及發展的決定因素與其他發展中地區相似，其發展趨勢可以預示東南亞、中東歐及南部非洲地區超市發展的前景。”Thomas.Readon說。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超市的發展結果，無一例外都是向大的超市集團集中。阿根廷4家最大的連鎖超市的銷售額占到超市銷售總額的70%，巴西5家最大的超市集團的食品銷售額占全國食品銷售額的60%。

　　而中國的數字是，有6%的農產品由超市售出，在上海這個數字則達到了20%。但Thomas.Readon認為，中國超市的發展速度超過世界上迄今為止的任何一個國家。支撐Thomas這一判斷的，是中國的超市以每年30%的速度在增長。

　　按這樣的發展速度，中國60%的農產品進入超市，還需要10年嗎？

　　超市組織農民

　　這一問題最讓人興奮的地方在于超市發展對農村的影響。

　　超市在組織農產品貨源時候，主要依靠兩個途徑：一個是中間商，另一個是直接采購。而超市的國際發展趨勢為，大型超市集團采購系統的變革，越來越傾向于直接面對農戶。“超市跟中間商打交道，要浪費2%的利潤。”此間的專家說。

　　但中國超市面臨的生產者是組織化程度不高的農民。中國有2.2億個農戶，一戶平均也就幾畝地，超市能否組織這些小規模的農戶進入現代商業市場？

　　上海聯華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生鮮管理部部長劉伏生認為，目前超市發展很快，但是供應商跟不上。

　　“城市的消費水平跟目前我國農業產業化水平有矛盾。”劉解釋說。

　　農產品進入超市，必須具備三大先決條件：一是保證食品質量和食品安全，二是產品包裝，三是要有穩定貨源的農產品供貨基地。受這三大條件的制約，我國農戶的分散，使農產品大多還停留在馬路市場階段。

　　但是分散的農戶要與日益整合的連鎖超市打交道。“要入世，先入超市”成為流行一時的詞匯。超市和農戶一樣，都有迫切的經濟驅動力來降低各自的交易成本。

　　“成本高的地方就有組織創新來降低成本。”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沈明高說。沈認為，超市這種先進生產方式的組織者，將加速農村生產者的組織創新。

　　“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進入到由體制改革到組織創新階段。”沈明高說。這位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博士認為農民專業技術協會就承擔著這種使命。

　　“它是繼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和鄉鎮企業的勃興之后第三次農村制度創新。”沈明高說。

　　供應商還是農會？

　　沈明高正在參與一項中國農民專業技術協會的調查項目，這是一個世界銀行和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合作項目。他們抽查了6個省2500個村，推斷出中國目前有2.9%的農戶參與了各種形式的協會。協會覆蓋的村占全國總村數10.2%。

　　在如何評估這些協會的作用上，沈他們設定了兩個衡量標準，一是看是否正規化，另一個是看它發揮的功能。正規化方面，設定了四個指標：是否注冊、是否有固定的成員、是否有章程、是否收年費。滿足了兩個指標的，被認為比較正規，占了83%；滿足三個指標的，占了51%。

　　在協會發揮功能方面，也設定了四個指標，分別是：是不是企業，如果是企業就不是協會；協會的領導是政府決定還是協會自己產生；協會的目的是否贏利，是否是一人一票制。滿足3個指標的，被認為發揮了正常功能，占到了調查樣本協會總數的69%。

　　“地方政府對推動農民專業協會的熱情非常高，有超過60%的村干部表示上級政府部門專門召開過會議以推廣農民專業技術協會。”沈明高說。

　　沈明高認為，這些協會可以充當生產者與超市或中間商的中介，降低農產品進入超市的成本。

　　胡定寰近期也在研究中國農民協會問題。與沈明高看法不同的是，胡更傾向于認為，短期來看，與組織協會比起來，發展供應商更可行。胡的邏輯是，“超市發展帶動供應商，供應商帶動農民。”

　　胡的理由是，中國農民長期的小生產者習性，決定了中國農民只關注自己的個人事務，不長于聯合。

　　而中國的農民協會，因為擔心它的政治色彩而處于兩難。沈明高說，農民協會最大的問題在于地位不明。

　　“現有的農民協會，有的是在科協系統，有的是在農業部門，有的是在供銷社系統，有的在民政局，沒有一個統一的管理。”沈明高說。而此間的最實際問題是，農民協會貸不到款。

　　不過，超市革命，將可能用市場的力量推動農民組織起來。“有關農民合作組織的法律我國現在已經納入立法程序。”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于建嶸博士透露說。

　　于建嶸說，這方面的立法已經形成了草案，只不過存在不少爭論，例如現在有兩派意見，是叫“農民合作組織的法”還是叫“農民合作的組織法”就相持不下。

　　“中國對農村合作組織還是鼓勵為主的，例如剛剛中央還下發了紅頭文件，要求在四川的農民專業協會里面建立黨支部。”于建嶸解釋說。

　　這位一直努力主張從政治上建立農民組織的學者，現在也開始研究超市對農村組織結構的影響。

　　除了農民組織化之外，連鎖超市主導下的農產品供給，還有一個指向就是農地的集約化。這同時也代表了世界上可供選擇的有兩種模式，一種是日本、韓國的小塊土地的農民協會模式，一種是美國的大塊農場模式。

　　從效率上來看，胡定寰看好的是美國的模式，“日本農業是個失敗的案例，不值得模仿。”

　　超市發展有多快？

　　研討超市和對小規模農戶的影響的會議，在中國還是第一次。而中國對此問題的研究，最早也就是去年10月份左右。最早的研究者是從日本歸國的胡定寰博士。

　　胡定寰2003年在日本金都大學從事有關“日本農產品供應鏈”的研究。回國后，胡留意到中國超市的蓬勃發展，用英文寫出了第一篇超市對農產品之影響的論文。胡的文章引起了國際著名的超市問題研究專家Thomas.Readon博士的注意。由此，胡和Thomas.Readon等幾個人開始了對中國地域這一問題的研究。

　　此方面的研究，國外似乎比國內更關注。250名與會者中，有100多名是國外人士。而國內與會者，主要是超市供貨商和政府官員。

　　討論充滿著爭論的氣息。國內的爭論主要還集中在中國超市的發展速度上。

　　在研討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演講剛結束，黃季琨教授就忍不住問韓，“你家太太平常買菜是去超市還是菜市場？”

　　這位中國農科院農村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經濟學家還不忘提到，中國仍然有7700萬的農村貧困人口。

　　其意為，支撐超市發展不外乎兩個理由，一個是購物環境，一個是食品安全。而他認為，有些地方政府從政績上考慮，加快了“農改超”的進程。

　　更有人提出，中國超市每年以30%的速度發展，實際上并沒有那么快。這位論者說，中國超市這幾年之所以有超常規發展，是因為零售業在入世“狼來了”的效應下，跑馬圈地的急速擴張的結果。

　　而上海經委提供的數字，上海超市的銷售收入一年也就六、七千萬人民幣，不及沃爾瑪的3%。

　　這位論者進一步指出，他們在成都的調查顯示，很多超市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超市。“成都400多家超市，連鎖超市就四五十家，其他都是便利店，跟以前的夫妻店沒太大的區別。”這位論者說。

　　爭論還在不斷地繼續。就像國際超市問題研究專家Thomas.Readon博士說的那樣，“全世界都在討論這個問題。”